打开APP
小贴士
2步打开 媒体云APP
  • 点击右上角“…” 按钮
  • 使用浏览器/Safari打开

“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见证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2022-01-10 11:46

打拐者说

一位“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

本报记者毛鑫、王瑞平

在公安系统里,“打拐民警”是个特殊的“工种”。

在被拐孩子父母蹉跎、阴暗的寻子岁月里,他们是唯一透进来的光;在他们自己看来,打拐不只是破案,而是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排查线索、走访取证、抓捕嫌犯,常常面对受害者家属无法释怀的锥心之痛和难以解脱的日夜折磨,还要设法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每一项都如千钧之重。

而亲人的相认并不是解救的结束,多数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家庭,都需要被“解救”。团聚,绝不是一场相会,而是漫长的磨合与碰撞,有时甚至血泪交加。

“我们始终面临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和难以定量的情感,在追求法律公正之外,还要尽力修补人伦裂痕。”广州市公安局打拐民警刘彦佑说。

见证: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罗艳不敢想,跟自己心心念念的骨肉团圆,要花掉她整整22年的青春。这几乎是她至今全部生命的一半。

“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罗艳和张某某符合亲生关系。”2021年12月28日下午,在广州花都区公安分局举办的“团圆行动”认亲会上,刘彦佑向罗艳宣读了亲生关系鉴定文书。

随后,一扇门被缓缓推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走进来,罗艳上前一把抱住儿子,一个劲哭着说:“妈妈找你太久了……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2年,八千多个日夜,这是一份“不愿放弃的母爱”。

50岁的罗艳是四川古蔺县人,1999年7月16日,她带着11个月大的儿子小蔺川来广州花都寻亲,正在筹备孩子一周岁生日时,儿子被两个老乡拐走,从此踪迹全无。

此后22年里,她独自一人,一边打零工,抚养身体不好的大女儿,一边满世界找儿子。她去过广东、福建、四川很多地方,哪里有打听到人贩子的同名人,她就扑到哪里去。一次次满怀希望去、载着疲惫回。

房租交不起,她从出租屋搬出来,在天桥下睡了三个月。之所以选择天桥,只是因为夜里还有流浪人员相伴,“比较安全”。

“有几次我苦得不想活了,只是可怜我那个身体不好的女儿没人养没人疼,咬咬牙又挺住了。”罗艳哽咽着,眼泪夺眶而出。她用力揉着眼,抹掉滚落的泪水。

为了寻找人贩子,她将原来的名字“罗文端”改成“罗艳”,以免打草惊蛇。她前些年还把家安在了人贩子老家旁边的镇,以便能及时打听他们的动态。

“现在想想,全靠心里那口气撑着才活过来。”罗艳说,“哪怕还有一口气,我也要找到儿子。”

苦心人,天不负。2020年,广州公安在积案排查中将本案列为重点案件。经过不懈努力,各方面调查线索和技术力量汇聚,2021年春,藏匿22年的人贩子分别被广州花都警方抓获。

但此时离柳暗花明还差一步。“原本我们也以为抓到了人贩子,孩子很容易找了,没想到现实生活还在出难题。”刘彦佑告诉记者,两个人贩子对在1999年7月左右将罗艳的小孩拐走并卖到汕头一事供认不讳,但时过境迁,汕头当地拆迁重建,早已物是人非,两名人贩子无法提供被拐儿童吴蔺川的买家信息和准确地点,给警方的解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刘彦佑和同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12月,通过搜集吴蔺川姐姐川川小时候的照片,成功比中汕头一名疑似被拐男子。经过DNA复核鉴定,确认该男子就是被拐22年的小蔺川,成功完成了解救工作。

2021年岁末,为了让这份苦苦等待22年的团圆不跨年,广州花都公安组织了这场认亲会,让他们一家人团圆。让人欣喜的是,认亲现场,蔺川决定跟随妈妈姐姐回四川老家一趟看看。

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我也是一个9岁孩子的父亲,每当看到认亲会上一个经历万千磨难的家团圆了,我心里的感觉都是无以言表的,也会忍不住流出泪水。”刘彦佑说。

6年多的打拐工作中,让刘彦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的故事。

几年前,广州公安刚开始尝试通过人像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儿童时,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对湖南夫妻的孩子16年前被拐,刘彦佑在积案排查中找到他们,多次提出想要一张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但孩子妈妈每次都是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他,因为图片拍摄质量问题迟迟无法达到技术比对要求。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孩子唯一一张照片,夫妻俩不舍得拿出去,怕丢了就一点念想都没了。”刘彦佑说,最后反复沟通,孩子妈妈相信我了才把照片快递寄给我,也就是靠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回她被拐16年的孩子。

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家弃产的父母,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起来,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庭第二次生命,善莫大焉。”他说。

打拐: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打拐不只是破案。”采访中,刘彦佑时不时会提到这句话。对他而言,打拐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光是铁面办案,也有人心情感,就像裁缝一样,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修补情感伤痕。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你婴儿时期的照片?”

每次找到被拐失踪儿童后,刘彦佑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是他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说话要婉转,为了降低孩子的警惕心,最好有老师在一旁陪伴。

在打拐之前,刘彦佑一直从事打击盗抢犯罪,“虽然都是破案、追赃,但打拐找回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2004年,湖南人温勇2岁的大儿子小温被邻居“偷走”,此后的近16年间,夫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但迎头撞过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19年年底,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了被拐近16年的孩子。孩子被拐时只有2岁,再见已是即将成年的大人。

解救孩子,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刘彦佑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告诉孩子的父母,小温还有几个月高考,如果选择立即见面,很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思虑再三,孩子的父母同意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

“知道你们很忙,但是我忍不住,我太想孩子了,你能告诉我他现在过得还好吗?”“孩子个头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想给他提前准备几件新衣服。”虽然暂时无法相认,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抑制,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希望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

刘彦佑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高考还没结束,他就跑到了孩子所在的城市,向班主任打听孩子的情况,按照孩子的性格提前模拟见面场景。比对确认后,他又第一时间将孩子的照片发给了温勇夫妇,详细介绍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破碎的家庭弥补16年分隔所带来的裂痕。

2020年高考刚过,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组织下,温勇夫妇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如今温勇夫妇经常在朋友圈晒一家人的欢乐时光,刘彦佑看到后都会顺手点个赞,“都是当父母的,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2015年,刘彦佑调入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6个年头,时间不长,但他经手的案件已有近千宗,亲自办结的接近100宗。“我们还在不断努力,想突破更多像吴蔺川被拐案这类时间比较长的案件。”他说,找回了多少名被拐失踪儿童,就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这些家庭中,最长的有人苦寻儿子40年,最终在病房里迎来了团圆时刻。也有被拐的孩子,一开始并不想与亲生父母相认。甚至有的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后,转过头就会把父母微信拉黑。

“老实讲这些情况我们都遇到过,甚至可以说极少遇到欢欣鼓舞愿意认亲、回归的被拐孩子。”刘彦佑说,作为打击犯罪的办案民警,我们抓到人贩子、找到孩子的一刻其实就完成了任务,但法律之外,难以避开寻子父母常常遭遇的人伦悲痛。

当阿才(化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另有他人时,并不愿意认亲。他的养父母待他极好,而且养父离世不久,刚刚安葬。他对刘彦佑说:“我爸尸骨未寒,我怎么能去认另一个父亲?”

但阿才的亲生父母已经找了他整整26年,也痛苦了整整26年。刘彦佑只能多次找阿才的家人做思想工作。了解了阿才的顾虑后,刘彦佑许诺可以再给他一段时间平复心情,然后会亲自陪伴阿才与亲生父母相见。

差不多隔了一个月,刘彦佑接到了阿才的电话,说他准备好了。刘彦佑与同事从广州出发,一路向西,足足驾驶1000公里来到阿才的故乡。

“拐卖犯罪不仅毁掉了孩子的未来,更是祸害了两个家庭。”刘彦佑说,亲人的团聚并不是解救的结束,而往往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家庭一样需要被“解救”。

在对各类拐卖儿童的犯罪进行重拳打击的同时,广州公安也在解救中邀请专业心理专家介入,尽力弥合感情缝隙,刘彦佑也呼吁社会各界及广大有专业知识的热心人士,积极参与解救被拐儿童的公益事业上来,安抚孩子与家属受创心灵,解救这些特殊家庭。

期盼:“天下无拐”梦正在走近

随着公安科技化水平的提升,打拐成效越来越显著。近几年来,广州极少发生儿童拐卖案件,现在跟进的案件多数都是旧案积案,新发案件的破案率一直维持在100%,大部分案件都能在24小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

2020年8月4日早上8时,住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祝先生拨打110报警,称其未满2岁的孙子小文自己跑出家门不见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组织排查,中午即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和住址。

据查,嫌疑人先是把孩子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换装后又将孩子从另一条路带出来,并坐上长途大巴。一路追查,警方发现嫌疑人藏匿在英德市,最终成功解救孩子。从警方接到报案到成功破案找回孩子,仅过去11个小时。

当然,打拐并不总是如此顺利、轻松,也时常面临生命危险。

有一次,刘彦佑带队去云南抓一个人贩子,拐进山区,一路上不时遇到石头滚下来,好几次险些砸到车。车不能走了,一行人冒雨钻进嫌疑人村寨边的密林里埋伏。他们被当地民警告知,脚下这块山体是滑坡泥石流灾害高发区,雨季更是非常危险。脚下泥土已经非常松软,双脚都陷进去了,行走困难,但看到嫌疑人的一刻,他跟同事还是毫不犹豫扑了上去。

“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稍微不小心可能连人一起陷到泥里面,或者被埋到山崖下面。”刘彦佑笑着说,也可能是老天眷顾,知道我们在做好事,才一切顺利回来。

被拐40年的李某、被拐31年的朱某、被拐15年的申某等陆续被找回……对陈年积案,公安机关也在不断开展清理行动。公安部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破获拐卖儿童案件5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2.3万名,解救一大批被拐卖儿童,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逐年下降,由2012年的5907起下降至2020年的666起,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年发案数降至20起左右,破案率达95%以上。

“现在,有了不断更新的打拐DNA系统、团圆行动技术平台,越来越多的被拐儿童与亲生家庭团圆。”刘彦佑说,实现“天下无拐”的愿望越来越近了,我也期待儿童被拐入地相关部门未来能给予更积极的配合。

2021年12月31日,刘彦佑主持了一年里最后一场认亲会,一个在广州与父亲走失26年的女孩小英与广西的父母相认。

在刘彦佑的朋友圈里发了这段相认视频:房门打开,小英走了进来,妈妈一把抱住了女儿痛哭,背后头发已经花白的父亲稍显木讷地站着,一个劲抹眼泪。镜头里并未出现刘彦佑的身影。

“今年最后一对,新年继续努力!”刘彦佑把这句话置顶在了视频上面。

打拐者说

一位“打拐”民警眼里的百态人生

本报记者毛鑫、王瑞平

在公安系统里,“打拐民警”是个特殊的“工种”。

在被拐孩子父母蹉跎、阴暗的寻子岁月里,他们是唯一透进来的光;在他们自己看来,打拐不只是破案,而是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排查线索、走访取证、抓捕嫌犯,常常面对受害者家属无法释怀的锥心之痛和难以解脱的日夜折磨,还要设法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每一项都如千钧之重。

而亲人的相认并不是解救的结束,多数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家庭,都需要被“解救”。团聚,绝不是一场相会,而是漫长的磨合与碰撞,有时甚至血泪交加。

“我们始终面临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和难以定量的情感,在追求法律公正之外,还要尽力修补人伦裂痕。”广州市公安局打拐民警刘彦佑说。

见证: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

罗艳不敢想,跟自己心心念念的骨肉团圆,要花掉她整整22年的青春。这几乎是她至今全部生命的一半。

“在排除同卵多胞胎和近亲的前提下,支持罗艳和张某某符合亲生关系。”2021年12月28日下午,在广州花都区公安分局举办的“团圆行动”认亲会上,刘彦佑向罗艳宣读了亲生关系鉴定文书。

随后,一扇门被缓缓推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走进来,罗艳上前一把抱住儿子,一个劲哭着说:“妈妈找你太久了……我有儿子了,我有儿子了……”

22年,八千多个日夜,这是一份“不愿放弃的母爱”。

50岁的罗艳是四川古蔺县人,1999年7月16日,她带着11个月大的儿子小蔺川来广州花都寻亲,正在筹备孩子一周岁生日时,儿子被两个老乡拐走,从此踪迹全无。

此后22年里,她独自一人,一边打零工,抚养身体不好的大女儿,一边满世界找儿子。她去过广东、福建、四川很多地方,哪里有打听到人贩子的同名人,她就扑到哪里去。一次次满怀希望去、载着疲惫回。

房租交不起,她从出租屋搬出来,在天桥下睡了三个月。之所以选择天桥,只是因为夜里还有流浪人员相伴,“比较安全”。

“有几次我苦得不想活了,只是可怜我那个身体不好的女儿没人养没人疼,咬咬牙又挺住了。”罗艳哽咽着,眼泪夺眶而出。她用力揉着眼,抹掉滚落的泪水。

为了寻找人贩子,她将原来的名字“罗文端”改成“罗艳”,以免打草惊蛇。她前些年还把家安在了人贩子老家旁边的镇,以便能及时打听他们的动态。

“现在想想,全靠心里那口气撑着才活过来。”罗艳说,“哪怕还有一口气,我也要找到儿子。”

苦心人,天不负。2020年,广州公安在积案排查中将本案列为重点案件。经过不懈努力,各方面调查线索和技术力量汇聚,2021年春,藏匿22年的人贩子分别被广州花都警方抓获。

但此时离柳暗花明还差一步。“原本我们也以为抓到了人贩子,孩子很容易找了,没想到现实生活还在出难题。”刘彦佑告诉记者,两个人贩子对在1999年7月左右将罗艳的小孩拐走并卖到汕头一事供认不讳,但时过境迁,汕头当地拆迁重建,早已物是人非,两名人贩子无法提供被拐儿童吴蔺川的买家信息和准确地点,给警方的解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刘彦佑和同事仍然没有放弃寻找。12月,通过搜集吴蔺川姐姐川川小时候的照片,成功比中汕头一名疑似被拐男子。经过DNA复核鉴定,确认该男子就是被拐22年的小蔺川,成功完成了解救工作。

2021年岁末,为了让这份苦苦等待22年的团圆不跨年,广州花都公安组织了这场认亲会,让他们一家人团圆。让人欣喜的是,认亲现场,蔺川决定跟随妈妈姐姐回四川老家一趟看看。

刘彦佑已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见证被拐儿童家庭团圆的场景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我也是一个9岁孩子的父亲,每当看到认亲会上一个经历万千磨难的家团圆了,我心里的感觉都是无以言表的,也会忍不住流出泪水。”刘彦佑说。

6年多的打拐工作中,让刘彦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张照片的故事。

几年前,广州公安刚开始尝试通过人像识别技术寻找被拐儿童时,遇到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对湖南夫妻的孩子16年前被拐,刘彦佑在积案排查中找到他们,多次提出想要一张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但孩子妈妈每次都是通过微信拍照片发给他,因为图片拍摄质量问题迟迟无法达到技术比对要求。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小孩子唯一一张照片,夫妻俩不舍得拿出去,怕丢了就一点念想都没了。”刘彦佑说,最后反复沟通,孩子妈妈相信我了才把照片快递寄给我,也就是靠着这张照片,我们找回她被拐16年的孩子。

这些年刘彦佑见到了太多为了寻子抛家弃产的父母,一份份不愿放弃的爱汇聚起来,成为打拐民警们不懈前进的动力。“我们平凡的工作能给这些久经磨难的家庭第二次生命,善莫大焉。”他说。

打拐:在法律、人伦间的一场跋涉

“打拐不只是破案。”采访中,刘彦佑时不时会提到这句话。对他而言,打拐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光是铁面办案,也有人心情感,就像裁缝一样,尽量帮被拐儿童家庭修补情感伤痕。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你婴儿时期的照片?”

每次找到被拐失踪儿童后,刘彦佑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这是他在长期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说话要婉转,为了降低孩子的警惕心,最好有老师在一旁陪伴。

在打拐之前,刘彦佑一直从事打击盗抢犯罪,“虽然都是破案、追赃,但打拐找回来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要考虑的东西更多”。

2004年,湖南人温勇2岁的大儿子小温被邻居“偷走”,此后的近16年间,夫妻两人一直奔波在寻找儿子的路上,但迎头撞过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2019年年底,刘彦佑与同事帮助温勇夫妻找到了被拐近16年的孩子。孩子被拐时只有2岁,再见已是即将成年的大人。

解救孩子,让他与亲生父母见面?刘彦佑没有立即这样做。他告诉孩子的父母,小温还有几个月高考,如果选择立即见面,很可能影响他的备考状态。思虑再三,孩子的父母同意高考后再与孩子相认。

“知道你们很忙,但是我忍不住,我太想孩子了,你能告诉我他现在过得还好吗?”“孩子个头是高还是矮?胖还是瘦?我想给他提前准备几件新衣服。”虽然暂时无法相认,但是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抑制,经常在微信里给刘彦佑留言,希望知道关于孩子的一切信息。

刘彦佑能体会到对方的心情。高考还没结束,他就跑到了孩子所在的城市,向班主任打听孩子的情况,按照孩子的性格提前模拟见面场景。比对确认后,他又第一时间将孩子的照片发给了温勇夫妇,详细介绍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尽自己所能,帮助这个破碎的家庭弥补16年分隔所带来的裂痕。

2020年高考刚过,在广州市公安局的组织下,温勇夫妇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孩子。如今温勇夫妇经常在朋友圈晒一家人的欢乐时光,刘彦佑看到后都会顺手点个赞,“都是当父母的,我能理解那种心情”。

2015年,刘彦佑调入广州市公安局打拐办。6个年头,时间不长,但他经手的案件已有近千宗,亲自办结的接近100宗。“我们还在不断努力,想突破更多像吴蔺川被拐案这类时间比较长的案件。”他说,找回了多少名被拐失踪儿童,就见证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这些家庭中,最长的有人苦寻儿子40年,最终在病房里迎来了团圆时刻。也有被拐的孩子,一开始并不想与亲生父母相认。甚至有的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后,转过头就会把父母微信拉黑。

“老实讲这些情况我们都遇到过,甚至可以说极少遇到欢欣鼓舞愿意认亲、回归的被拐孩子。”刘彦佑说,作为打击犯罪的办案民警,我们抓到人贩子、找到孩子的一刻其实就完成了任务,但法律之外,难以避开寻子父母常常遭遇的人伦悲痛。

当阿才(化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另有他人时,并不愿意认亲。他的养父母待他极好,而且养父离世不久,刚刚安葬。他对刘彦佑说:“我爸尸骨未寒,我怎么能去认另一个父亲?”

但阿才的亲生父母已经找了他整整26年,也痛苦了整整26年。刘彦佑只能多次找阿才的家人做思想工作。了解了阿才的顾虑后,刘彦佑许诺可以再给他一段时间平复心情,然后会亲自陪伴阿才与亲生父母相见。

差不多隔了一个月,刘彦佑接到了阿才的电话,说他准备好了。刘彦佑与同事从广州出发,一路向西,足足驾驶1000公里来到阿才的故乡。

“拐卖犯罪不仅毁掉了孩子的未来,更是祸害了两个家庭。”刘彦佑说,亲人的团聚并不是解救的结束,而往往是解救的开始。被拐孩子的心灵,被拐孩子的家庭一样需要被“解救”。

在对各类拐卖儿童的犯罪进行重拳打击的同时,广州公安也在解救中邀请专业心理专家介入,尽力弥合感情缝隙,刘彦佑也呼吁社会各界及广大有专业知识的热心人士,积极参与解救被拐儿童的公益事业上来,安抚孩子与家属受创心灵,解救这些特殊家庭。

期盼:“天下无拐”梦正在走近

随着公安科技化水平的提升,打拐成效越来越显著。近几年来,广州极少发生儿童拐卖案件,现在跟进的案件多数都是旧案积案,新发案件的破案率一直维持在100%,大部分案件都能在24小时之内找回被拐儿童。

2020年8月4日早上8时,住在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祝先生拨打110报警,称其未满2岁的孙子小文自己跑出家门不见了。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组织排查,中午即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和住址。

据查,嫌疑人先是把孩子带回了自己的出租屋,换装后又将孩子从另一条路带出来,并坐上长途大巴。一路追查,警方发现嫌疑人藏匿在英德市,最终成功解救孩子。从警方接到报案到成功破案找回孩子,仅过去11个小时。

当然,打拐并不总是如此顺利、轻松,也时常面临生命危险。

有一次,刘彦佑带队去云南抓一个人贩子,拐进山区,一路上不时遇到石头滚下来,好几次险些砸到车。车不能走了,一行人冒雨钻进嫌疑人村寨边的密林里埋伏。他们被当地民警告知,脚下这块山体是滑坡泥石流灾害高发区,雨季更是非常危险。脚下泥土已经非常松软,双脚都陷进去了,行走困难,但看到嫌疑人的一刻,他跟同事还是毫不犹豫扑了上去。

“在那个情况下,如果稍微不小心可能连人一起陷到泥里面,或者被埋到山崖下面。”刘彦佑笑着说,也可能是老天眷顾,知道我们在做好事,才一切顺利回来。

被拐40年的李某、被拐31年的朱某、被拐15年的申某等陆续被找回……对陈年积案,公安机关也在不断开展清理行动。公安部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破获拐卖儿童案件5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2.3万名,解救一大批被拐卖儿童,拐卖儿童犯罪年发案数逐年下降,由2012年的5907起下降至2020年的666起,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年发案数降至20起左右,破案率达95%以上。

“现在,有了不断更新的打拐DNA系统、团圆行动技术平台,越来越多的被拐儿童与亲生家庭团圆。”刘彦佑说,实现“天下无拐”的愿望越来越近了,我也期待儿童被拐入地相关部门未来能给予更积极的配合。

2021年12月31日,刘彦佑主持了一年里最后一场认亲会,一个在广州与父亲走失26年的女孩小英与广西的父母相认。

在刘彦佑的朋友圈里发了这段相认视频:房门打开,小英走了进来,妈妈一把抱住了女儿痛哭,背后头发已经花白的父亲稍显木讷地站着,一个劲抹眼泪。镜头里并未出现刘彦佑的身影。

“今年最后一对,新年继续努力!”刘彦佑把这句话置顶在了视频上面。

相关阅读
template 'mobile_v5/common/w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