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至今，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数醒惊天下”，鲜明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元素相结合，形成了三星堆瑰丽独特的文化特征，吸引了海内外广泛关注。
为何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历程长达近百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本轮发掘揭开了哪些谜底，又提出了哪些待解之谜？三星堆何以生动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1934年初次发掘至今，为何三星堆的考古历程长达近百年？
雷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约12平方公里，是迄今发现的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代遗址。其中，遗址的核心——三星堆古城分布面积就有3.6平方公里。三星堆文化的延续时间也很长，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蜀文化，发掘非常费时。
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对三星堆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发掘，由此拉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序幕。后因历史、社会等原因，发掘工作暂时停滞。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四川省多家考古机构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并进行了小规模试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持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基本摸清了遗址和城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年代范围和文化内涵，“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古城”得以正式命名和确认。
1986年，1号、2号“祭祀坑”发现后，三星堆遗址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重要性日益凸显。
三星堆“祭祀坑”。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本轮“祭祀坑”发掘已经进入尾声，但三星堆遗址发掘面积还不到总面积的千分之二。考古历史这么长的遗址，在中国实属少见，三星堆的考古工作还将长久持续。
中新社记者：本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揭开了哪些过去留下的谜底？又提出了哪些待解之谜？
雷雨：首先本轮发掘期间首次实现了器物的跨坑拼对，这对于“祭祀坑”关系的研究和出土器物本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例如由8号“祭祀坑”新发现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脚人像残部“合璧”而成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就引发了广泛关注。
三星堆文保中心内展示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同时，通过碳14测年，发现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6号“祭祀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4号、7号、8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另外，丝绸的发现也证实了关于古蜀国拥有发达丝绸业的猜想。以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为例，大立人穿着三层衣服，十分华丽，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它的衣着肯定包括丝绸织物。
本轮发掘在收获颇丰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谜题。第一，对8个坑的性质提出了疑问，纯“祭祀坑”的说法不太靠得住了。虽然可以确定器物入坑之时存在祭祀行为，坑里的器物也都是祭祀器物，但和大众理解的为了祭祀才挖坑、砸烂器物、烧器物、埋器物的性质并不一样。
第二，跨坑拼对器物的出现说明所涉及的坑为同时形成，暗示当时的古蜀国可能发生了一个大的事件，但为何要挖多个坑来埋藏同一个神庙里的东西？这背后反映了古蜀人的何种礼制或者思想？为何在若干年乃至上百年后，古蜀先民又会在同一个地方，在对7号坑产生破坏的基础上再次挖坑形成6号坑？
第三，三星堆遗址象牙来源于哪里？过去的研究倾向于解释为本地产，但由于象牙数量太多，这一说法在体量上无法支撑。目前科研机构正对三星堆出土象牙进行锶同位素分析，就现在的研究情况而言，初步可以确定部分象牙是通过贸易往来进口的。这说明古蜀人的贸易渠道非常通畅，但具体的贸易方式、路线，还需进一步研究。
三星堆遗址青关山F3夯土面上发现的象牙。中新社发 钟欣 摄
另外，过去普遍认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这两个古蜀国的都城在年代前后上属于无缝衔接的关系。但根据碳14测年结果，4号坑的年代下限已经进入西周，出土的一些器物带有比较明显的金沙风格。这可能意味着，金沙建都后，还有很多高等级人群在三星堆生活。那么，会不会是古蜀国的两个首都曾并存过一段时期？背后原因可能是权力交割需要时间，也可能是因为权力的争斗。解决这一问题对古蜀历史的研究而言，价值非凡。
最后就是关于三星堆遗址的终极猜想：是否有文字存在？目前考古工作者期待能在新发现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中间的大块玉器上发现只言片语。就算有文字，若是以木器或丝绸为载体，那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很小，我个人比较愿意相信三星堆这种发达的文明应该是有文字的。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遗址下一步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将如何开展？
雷雨：目前，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面积还不到总面积的千分之二，需要通过继续开展大量发掘工作积累基础材料。从城市布局的角度来看，三星堆作为古蜀国的都城，高等级墓葬区、青铜作坊区等要素还未找到，这都将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体量的青铜器，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本地铸造。1963年四川大学在月亮湾台地、燕家院子附近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试掘，据说发现了炼渣、铜矿等。虽然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留下实物资料，但参与专家留下的文字记录，为寻找青铜作坊位置提供了一定线索。
除了几个已经发现的“祭祀坑”，我们还将在祭祀区开展更大范围的挖掘和勘探，以期明确整个区域的空间布局；关于“宫殿区”的考古工作，接下来将针对2号、3号建筑基址开展相关工作；另外，三星堆既然是一个神权国家，我们也将继续加强关于古蜀人祭祀体系、宗教观念等方面的研究。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区平面图。中新社发 国家文物局 供图
中新社记者：三星堆何以生动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雷雨：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发展阶段是多元的，最后在秦汉时期实现了大一统格局，走向了一体。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发展时期最为独特的一个区域文明，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地域特色是它最大的特质。
三星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复杂的文化面貌，是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生动实例。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以神树、神坛、人(神)像、人头像、人面像(具)、半人半神像为代表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东方青铜文明中前所未见；以金杖、金面具、金面罩为代表的金器所展现出的辉煌的黄金工艺，在东方农耕文明中极为独特；种类和形制都十分丰富的玉器、近乎狂野的用玉现象，在中国青铜文明中十分突出；数量惊人的象牙、海贝集中埋藏的现象，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都十分罕见。
在明确三星堆文化独特性的同时，也应当清晰看见其与中华文明的一体性。如果说早期的中华文明是内容丰富的拼图，三星堆就是其中独特且不可或缺的一块。
考古研究发现，三星堆文化广泛吸收了来自黄河流域夏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礼器制度、纹样审美和用玉传统。同时，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锥形器，来自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灰白陶器、筑墙技术和稻作技术等观念、制度、技术和具体器物等，也都反映出古蜀文明与这些地区古代文明的深刻联系。
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范围东至长江三峡，北达关中地区，南越云贵高原直至越南北部。源于中原文化的玉璋，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有大量出土。这些玉璋传入蜀地后，古蜀人对其进行了改造，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蜀式牙璋。而这种牙璋的传播范围非常广，在香港、广西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
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那些看似非常奇特的器物，比如说青铜跪坐人像手里拿着的牙璋、头上顶的不同形制的尊，大量出现的龙、凤鸟的形象，商文化青铜器纹饰等等，无一不是体现中华文明的经典元素，充分说明了古蜀先民拥有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三星堆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实证。目前对三星堆的了解还只是冰山一角，随着未来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三星堆遗址将进一步完善、丰富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理解、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