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球湿地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近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湖北武汉举办。今年也恰逢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30年来，我国有哪些成型的湿地保护模式可与全世界分享？中国科学家在推进全球湿地保护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方面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如何更好地保护途经我国的4条候鸟迁飞通道？为此，记者专访了国际《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

记者：我国有哪些可以向世界分享的湿地保护模式呢？

雷光春：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以来，在湿地保护主流化方面，即如何把湿地保护工作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议程之中，积累了成功经验。

首先，建设国家湿地公园和湿地城市。杭州西溪湿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它把城市、人民和湿地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使湿地得到修复，城市环境和功能得到改善，当地百姓的收入和幸福感也得到明显提升。《湿地公约》秘书长来杭州西溪湿地考察后，决定要把西溪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湿地城市认证标准的原型也是在杭州。2015年，全球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标准推出。杭州西溪湿地模式对推动整个《湿地公约》工作的发展，尤其是推动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建立湿地保护网络。目前我国基于流域形成了长江保护网络、黄河保护网络和滨海湿地保护网络。这些保护网络相当于中国的“三区四带”，它们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保护当中，这在全球也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此外，以世界自然遗产的方式保护滨海湿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作为系列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开创了世界遗产公约申报的先河，即以保护候鸟迁飞区的完整性作为一个世界遗产的保护目标。在江苏盐城第一期申报成功之后，第二期的申报材料已经完备，准备迎接现场评估。申遗成功后，将大大促进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

记者：我国在保护候鸟迁飞通道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经验？

雷光春：候鸟每年要经过的路径的集合被称为“迁飞区”。全世界共有九大迁飞区，有四个经过我国。中国在迁飞区中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是整个迁飞区候鸟关键的越冬地、繁殖地和停歇地。像雁鸭类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越冬；鸻鹬类在南半球越冬，但要在中国停歇。还有一部分鸟类是在中国的北方繁殖，少部分在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繁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候鸟栖息地的保护决定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保护的成败，也决定了迁徙水鸟200多个物种保护的成败。

第一点，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迁徙水鸟栖息地的保护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国的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湿地保护工程规划，还是国务院发布的湿地保护相关的一些重要文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滨海湿地保护相关政策，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决定，以及今年开始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这些政策法规的制定都为迁徙候鸟栖息地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二点，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我国现有600多个各种类型的湿地自然保护区、1600多个湿地公园，包括近1000个国家湿地公园和600多个地方湿地公园。我国现有国际重要湿地64处，今年可能还要增加20多处，从而达到80多处，提前完成2030年规划的保护目标。

第三点，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我们广泛吸纳全球智慧用于中国湿地的保护，尤其是候鸟栖息地的保护，同时我们也积极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培训，积极参与湿地公约的发展。

记者：中国科学家在促进湿地保护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雷光春：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科学家坚持从事湿地科学基础研究，同时服务于全球湿地保护战略。30年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位列全球第六位，仅仅相当于当年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4。随着中国加入《湿地公约》，国家对发展湿地科学研究的需求更加迫切。此后，我国相关科研队伍迅速发展，如今，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位列全球第二，接近美国的90%，平均每年有超过1万篇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内容涵盖新理论、新观点，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一些基础数据。当然，作为支撑国家湿地保护战略和全球湿地保护的群体，中国科学家还有一系列具体贡献，比如说论证提出小微湿地、国际湿地城市的保护模式，推动湿地保护主流化等。

记者：您如何评价本届《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取得的成果？

雷光春：本届《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我以《湿地公约》科技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瑞士方面的会议。在武汉会场，与会各方联合发布了“武汉宣言”，这是一个政治性纲领，对推动《湿地公约》发展和全球湿地保护工作的进步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